“戴罪任职”，劣币是如何驱走良币的

　　《公务员法》明确规定：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者，戴罪任职不得录用为公务员。劣币白纸黑字，何驱在一些地方居然遭到成建制的走良突破。有关部门“保护干部”的戴罪任职“爱才之心”令人生疑地过于炽热。

有一些新闻，劣币当放在一起时，何驱往往超越个案，走良平添几分意味深长——

　　一则新闻是戴罪任职，5月以来，劣币河南固始县和洛宁县接二连三被曝出5起干部“戴罪任职”的何驱怪事，其中有官员甚至以刑罪之身，走良反而收获了加官晋爵的戴罪任职“惊喜”。

　　另一则新闻其实是劣币旧闻：《人民日报》称，过去10多年间，何驱我国高等教育中农村生源在重点大学所占比例逐年下降，比如北大的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三成降至一成，不少农村学子放弃高考，其他的向上通道越来越窄，社会阶层固化趋势加剧，“一代穷世代穷”现象日益明显。

　　两则新闻放在一起读，不难催生“化学反应”，引人深思。一边是草根阶层向上流动的通道越来越窄，大批寒门子弟面对难以企及的人生梦想只能望洋兴叹；一边却是一些地方官场公然肆意地搞体内循环、排斥新鲜血液，对本该剔除出官场的“不幸落马者”仍惺惺相惜，千方百计“拉其一把”。当官固然并非草根阶层改变命运、实现梦想的唯一途径，但在中国独特文化传统和现实语境下，其象征意义不言而喻。很显然，当无数寒门子弟离这个向上的流动体系渐行渐远，当基层多如牛毛的德才兼备者苦于晋升无门而夙夜忧叹，一些地方官场却心照不宣地奉行“劣币驱逐良币”的做法、让劣迹官员仍然占据要职时，其思维和举动便显得非常突兀。

　　“戴罪任职”乱象的存在，是对现代法治精神以及官场伦理的背离。文学作品中常有紧急状况下文官武将“戴罪立功”的描述，这种情况确实存在，但仅限于大敌当前、无人可用的紧急状况下。反观河南两县厚待“戴罪官员”的案例：所处和平年代，并无紧急状态；大批优秀基层干部跃跃欲试，并非无人可用。我国《公务员法》也明确规定：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者，不得录用为公务员。白纸黑字，清清楚楚，在一些地方居然遭到成建制的突破。只能说，有关部门“保护干部”的“爱才之心”令人生疑地过于炽热。

　　稍加整理，不难发现，河南这两个县“戴罪任职”事件中被判刑者均为“滥用职权罪”、“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罪”、“玩忽职守罪”这类主观故意的职务犯罪，而且均是发作于国土资源或住房建设部门。鉴于这类部门当下在地方财政中的“贡献率”，多少可以嗅出几丝背后的味道。面对追问，固始、洛宁两县均回应这些干部之所以“戴罪任职”是因为法院未尽到“法纪衔接”责任，没有及时将判决书进行移送。换言之，以一句“不知道他们被判刑”为托词，便企图卸责过关。而在堪称熟人社会的基层官场，这种“不知”，概率极低。强言“不知”，个中缘由，引人遐想。当前，在一些基层存在某种封闭的权力分享网络，由宗族亲属、门生故旧、利益勾连形成权力结盟。于是，当某些劣迹官员不幸中招落马，会出现“墙倒众人扶”的奇特景象，而其“帮扶”和“复出”序列也优先于级别较低、权力结盟关系更疏远者。官员作为“公权代理人”，在一些基层却形成了经济学上所谓的“内部人控制”，“脱离群众的危险”、排斥草根阶层的色彩日益浓厚，值得警惕。

　　中国梦就是每个中国人的人生梦、事业梦，实现梦想的前提是公平、正义、法治。“戴罪任职”之类乱象的存在，是对这种梦想的粗暴干扰，唯有让这些公然挑衅公平法治的举动成为“黄粱一梦”，常人改变命运的梦想方能成真。（徐锋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