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会代表聚焦医患矛盾：拒收红包协议 我不会签字

　　政协委员谈医患关系：别让医生看病时先算账

　　要更多地普及医学知识，代表让患者了解病症;医生要把精力放在怎样处方能把病症治愈，聚焦拒收而不是医患一张处方值多少钱上……昨天下午，围绕着百姓关心且长期没有有效方法解决的矛盾医患关系问题，政协第十二届二次会议小组讨论会上，红包医卫组的协议委员们各抒己见，分析了医患关系紧张的签字原因，提出了解决的代表办法。

　　方来英委员 医疗纠纷不是聚焦拒收医患关系主流

　　医患关系是不是非常糟糕?方来英委员认为不是，糟糕是医患炒起来的。北京去年一年大约完成的矛盾门急诊量是2.16亿人次，出院病人270万人次，红包医疗纠纷、协议各种投诉加在一起，签字也就不到十万分之二，代表不是医患关系的主流。“我在北京市卫生局，遇到过很多让人感动的医患关系的事例。我在胸科医院，碰到过一位病人，已失去治疗条件。家属请求医生试一试，但没有成功，病人过世了，但家属给医生送锦旗。在基层这种事很多，这种好的、正能量宣传不出来，有我们自身的问题，也有其他原因。”

　　其实有些事情已不是医患关系，却要放在医患关系里讨论。有些伤害医务人员的行为，已冲击了社会道德底线，这是应该被社会共同谴责的违法行为，不是医患关系的问题。所以特别希望媒体报道医患关系时，请教一下专业人士，了解一下技术规律。

　　孙建方委员 别让医生看病先算账

　　医患关系，有三方面的问题。第一是病人的问题，患者的自我保护意识加强了，这是好事。二是患者对有关医疗知识的不了解，这是由于宣传的不到位造成的。三是医方的问题，人文的精神、沟通的技巧能力都有缺失;个别也有责任心的问题，当然还有医疗技术的问题;但更重要的还有社会的问题。国家给医院的补偿不到位，大多数医院，都是在市场上通过服务维持发展，在市场上服务，与医院的公益性方向不完全一致，就诱导了很多医院为了生存发展只能这样做，这是制度的问题。

　　孙建方说，他的学生有分到外地医院的，称很痛苦，每张处方都要算账，要完成药占比、医院制剂比，还要完成中药制剂比。遇到不同的病人要琢磨处方怎样开，花了很多时间，而不是琢磨用什么处方把病治好，医生在技术之外还要考虑很多其他的东西。

　　孙建方说，他所在的医院每年有90万的门诊量，有很多好的事在发生，但发生纠纷很少，几十例，是小概率事件，但如果宣传不当，就会产生医患关系恶劣的印象。

　　要改变，就要从多个方面来解决。现在医生技术上的价格体系没有很好的设计，如挂号费、手术费、护理费、住院费都很低;有些过度的，如检查性的项目可以适当压缩。如果在医改中有个顶层设计，对医患纠纷的改善会起到良好的作用。

　　黄洁夫委员 拒收红包协议 我不会签字

　　黄洁夫委员说，伤医、杀医行为不仅是医患矛盾，它是犯罪;另外，医患关系的恶化牵扯到医疗体制改革。如果公立医院维持目前这个体制，很难解决好现在的医患关系。

　　黄洁夫认为，一个好医生，敢冒风险，把救死扶伤放在第一位。可医患关系越来越紧张，医生要自保，现在很多外科医生跟以前不同，稍有些风险，就让病人家属选择做还是不做(手术)。医患关系紧张，医生和患者都是受害者，可受害更多的还是患者。

　　“如果让我签字(拒收红包)，我就不会签字……这是对医生尊严的污辱，我肯定不签字……”在谈到用行政手段让医生签协议拒收红包时，黄洁夫的一席话引来众多委员的支持，大家纷纷表示希望他牵头写个提案。

　　“这么多年都是以药养医，零批差价，还要签字拒收红包，这都很可笑。其实医生从进医学院的第一天起就是这样过来的，就宣誓了，还有必要再签字吗?如果再签字，再签这个协议，那么，当初医学院的宣誓就毫无意义，医生怎么还有自己的尊严。”

　　曹洪欣委员 医之所患患道少

　　曹洪欣委员认为，无论是增加保安，还是练跆拳道，甚至立法都解决不了医患关系的根本问题。问题的根本就是“人之所患病疾多，医之所患患道少”。那么，怎么办?应该提高全民的素质，特别是在预防上，真正有措施，在健康维护上成为全民的核心问题。对医务人员，应以提高医德和医术为重点，社会上提高社会公德为主线。这样才能真正解决医患关系，换句话说，社会进步是解决医患关系的根本。（北京晚报 龙露）